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亚博体育官网登录入口,钱江晚报-小时新闻记者 张瑾华

贾樟柯风尘仆仆地来到浙江温州,路程不近,匆匆而来,又匆匆离开。

这是贾樟柯第二次来浙江温州。这趟温州瓯海之旅,也是贾樟柯的文学之旅,他是来领取“琦君散文奖”的。早已功成名就的贾樟柯,还是满怀热诚地来到了浙江温州,这也是“贾科长”以非虚构作品《穿越乡村的时间》(首发《十月》杂志)首次领取文学奖项。

从此,贾导演也成为“斜杠青年”,你可以称呼他贾导演或贾作家。我们略带惊讶,其实又十分熟悉地,看到了另一面上的“贾科长”。

一早上,贾樟柯神采奕奕地出现在酒店餐厅,与老朋友欧阳江河寒暄了几句。欧阳江河说,贾导时差还没倒过来呢。贾樟柯说,他下午就得赶北京,然后再去平遥。

说起来,贾樟柯有一圈文学界的朋友。生于1970年的贾樟柯,早已不是一位“文学新人”了。

他也是一个持续不间断的文学阅读者,从当年路遥的《人生》,到后来余华、格非等当代作家的作品,他一直在阅读。他至今还记得余华小说《现实一种》,他也读于坚和欧阳江河等人的诗歌。在文学圈,他有不少朋友。

“我们今天所讲的迷失、浮躁,这些时代的症候,可能只有通过形成一个清晰的、坚强的自我,你才能够抵御它,因为你知道了你是谁、从哪儿来、要到哪儿去。”无论之于文学,还是电影,贾樟柯的思考,是作为一个人的思考。

在“琦君文学奖”的领奖台上,贾樟柯说:“我是一个导演,主要写剧本。20多年,我一直保持着写作习惯,有些东西要拿笔写出来,写作对我来说,就是生理需要,不吐不快。”

他说:“电影表达周期太长了,写作对我就是回到出发原点故乡。世界在变,故乡不仅是情感所及,从故乡出发,走向世界。对我唯独写作的时刻是回到庄重的,面对自我的时刻,真实而又朴实。”

这一个贾樟柯,是充满了文学热情的贾樟柯。

【文学一直伴随着我,是我非常重要的一个伙伴】

“我是二十一岁离开了吕梁,在二十一年的生活里面,文学一直伴随着我,是我非常重要的一个伙伴。每个年龄段当然有不同的阅读能力和经验,它在不断提升,但是在那个年代,文学一直是我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上的愉悦来源。同时,也是在老家,我写下了我的第一行诗,写出了我的第一个剧本。在那个年代,20世纪80年代、90年代,有像我这样的有文学需求和冲动的年轻人,我相信今天一定也有很多年轻人会与文学相伴。”

刚刚来到温州,不是作为一名导演,而是作为文学爱好者的贾樟柯,这样地言说他与文学的关系。

在贾樟柯眼中,文学是什么?

“我觉得文学首先就是我们每个人心事的一种表达,是我们生长的环境,我们的历史、传统,我们的家庭,我们居住的村庄、街道,我们周遭的亲戚朋友,我们自身的生命过程中遇到的非常多的问题,遇到的非常多的难忘时刻,它会让我们有某种心情、某种心事,文学就是这种心情的一个出口,它记录我们曾经经历过什么,特别是激励过我们心灵的那些事情。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个创作者来说,文学都是我们的起点。”

有人问贾樟柯,电影是不是都是小说,改编的小说?他说,电影史上有非常多精彩的电影,都是根据小说改编的。比如说张艺谋导演的《红高粱》,吴天明导演的《老井》,都是根据优秀的文学作品改编的。电影是一个叙事的艺术,它有故事的情节,人物的塑造,和文学是相通的。但是更主要的,他认为不是直接地去改编这些作品,而是说即使你从事的是绘画工作、音乐工作,或者说即使你从事的是电影工作,你的思维方法,其实它也是文学性的方法。

“我在1998年拍我的第一个作品《小武》时,我就想拍一种新的人。为什么呢?因为时代在转变,社会在转型,过去传统的生活方式受到了挑战。市场经济大潮冲击而来,传统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、人际方法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,身处在这样一个改变中的人们,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人。就好像鲁迅先生去写阿q,或者去写孔乙己一样,那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一个人物。那么对于我来说,在我生活的时代,我观察到了这样一个人物,我想写一个在县城里面无所事事的人,他可能从事一个古老的职业,而这个古老的职业在变革里面受到了很大的挑战。一开始我想拍一个裁缝,或者拍一个厨师,大家知道裁缝也好、厨师也好,自古都有人吃饭穿衣。后来我拍了一个小偷,因为小偷他有很多道德的负担,但是同时它也是一个古老的职业,在这样的一个变革的时代里面,作为一个具体的人,他会经历什么?整个构思的过程,其实它都是一个文学性的思维过程。所以我觉得,对于阅读和写作来说,并不一定说,文学是指向文学的,文学它是指向一切的,它是我们人的一种光辉,我们人只有在能够表达自己,能够理解自己,能够把自己的生存处境讲述清楚的时候,我们的那种尊贵,人的那种光辉,它才能够发射出来。”

【穷人家的孩子越需要阅读】

“我觉得在当下,文字阅读或者说整个文学的阅读是被妖魔化的,大家一说读小说、读书就觉得好累,好像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,这个我是不能理解的。”贾樟柯直言不悔地表达了自己的忧虑。

在他的成长过程中,阅读一直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。如今,不经意间,贾樟柯仿佛成了阅读推广大使。

“我们先不说它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视野上的开阔,对于社会、对人性有怎么样的一个新的理解和认识,即使是打发时间、消遣,阅读也是一个非常愉快的事情,对我来说,阅读跟打游戏或者打一场篮球的愉悦感是没有区别的。只要翻开几页书读下去、读进去,你就能进入到那个无限宽阔的世界。我们说,每读一本书就是认识一个新的朋友,每读一本书都是和一个伟大的头脑在交流,我们既可以跟几千年前的孔子交流,我们也可以跟当下的作家交流,我们既可以跟中国的作家交流,我们也可以和马尔克斯交流,你会进入到一个特别多朋友的环境里面,去做精神上的交往。而阅读本身,可能越是对于生活条件欠发达的地方就越重要,说直白一点就是穷人家的孩子越需要阅读。”

贾樟柯回首跟文学有关的往事,说他最初的阅读来自童年。

“我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,我的父亲是汾阳的一个中学语文老师。我父亲有一个特点,他特别喜欢古典文学,小时候家里不是那么富有,但是书架上会有一些书,大部分是古典文学的,唐诗宋词、《红楼梦》《水浒传》。”

贾樟柯的父亲并不是很喜欢外国文学,他非常喜欢中国文学,特别是古典文学,在贾樟柯小的时候,还不识字,就开始教他背唐诗。他说父亲教他背唐诗,并不是为了展示。今天很多家庭教孩子背唐诗,最主要的是家庭聚会的时候,要给亲友读一下,看看孩子很聪明,会背很多唐诗。我父亲就是那样一点一滴地教我,那是我最初的文字接触,我虽然不懂其诗意,但是语言的节奏、韵律埋在我心里面。

“我记得我在上小学时,四五年级的某一天,我父亲正值壮年,那个时候汾阳的城墙还残留着很大一截,那个城墙就在西门外,站在城墙上,对面就是长途汽车站。那天我父亲就带着我爬了城墙,我们两个人上了城墙。我父亲平时跟我的话还挺多的,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,常常会告诉我这是什么、那是什么;但那天上了城墙之后,父亲很沉默,他的沉默让我觉得,这是一个特别的时刻,我从来就没有想过他一言不发。坐在这个土堆上——因为城墙的砖已经被拔了——坐在那个城墙上,看太阳在西边慢慢地往下降,我突然理解了那首诗,为什么要“驱车登古原”,我理解了我父亲。这就是阅读。”

“早期的这种阅读一直持续到我初中的时候,那个时候,我就开始读小说,大家知道,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小说非常繁盛的年代,那个时候娱乐很少,除了看电影,可能就是打打台球,就没有别的娱乐了。文学就是那个年代的娱乐。”

从文学青年,到电影青年,这是汾阳人贾樟柯的成长足迹。

他透露,这几年开始大量地看地方志,他家里有汾阳县志,还有汾阳出的县志通讯,“它们带给我非常多的信息,形成我的一种理解。”贾樟柯说。

本报记者采访贾樟柯。

【我都在写那一辆开往吕梁的长途汽车】

贾樟柯讲了一个他父亲的故事,这也是他后来成为文学青年的一个重要的家庭原因。

“我父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才子,在我生长过程中,我们汾阳县,只要是我见过的人,跟我说过话的人,他都会有一句话:你父亲特别有才。但是我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只言片语。有一段时间他一直在写日记,我非常渴望了解那些日记,但是那些日记被我父亲烧掉了。大家都理解原因,他变成了一个不写作的人,是因为害怕,他变成了一个不愿意把文字留给这个世界的人。但是他让我们意识到写作有多重要。”

“对我来说,我只能猜想我父亲的经历、我父亲的精神,没有文字,我不知道他具体经历了什么,小到一个个体的家庭,大到一个国家,我们十四亿人口这样的一个中国,我们经历了什么。它是需要文学的,它需要文学在,可能我们会留下一本历史书,这本历史书会写很多数据,但是文学不一样,电影不一样,它是细节,它是真实的细节,它是个案,它是个体的经验。只有这些,才能够让我们理解,我们经历过什么。为什么我说,我们经历过什么这么重要呢?因为所谓的记忆,就是我们的根。一个没有记忆的,一个写不出我们心情的民族,是没有根的民族。”

由他父亲的遗憾,贾樟柯剖析了自己的文学生涯——

“我高中写了那么多歪诗,我的数学特别差,物理也很差,所以我后来选择读了文科,读了文科之后,我还是经常偷偷看小说写诗,所以就偏科发展,结果高考就没有考上,高考没有考上之后,那年夏天我读了另一本书,那一次的旅程对我来说至关重要,因为那一个年代我还没有去过太原,所以长途汽车站高音喇叭里面的婺城、大武、方山、柳林、临县,这些地名对我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远方。我高考结束之后,就一个人离开家,坐了一辆长途汽车,就在我们汾阳汽车站。我坐在车里面看汾阳县城在移动,逐渐地远离,熟悉的人一闪而过,逐渐地变成田野,向西而行。自汾阳而上,向吕梁而去,这样的一个旅行,这个旅程给我非常大的一种开阔。”

难怪贾樟柯喜欢余华,余华写过一个小说,叫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,写于1987年。高考那个夏天的贾樟柯,仿佛就是余华小说中的少年。

“当你内心深处融入到这样一个人群里面,你认为你是人群里面的一个,你又能够观察到存在一个东西叫人群的时候,相应来说,人会有一种相对的开阔。”

多年之后,贾樟柯把这段旅行经历写成了一篇散文,这篇散文叫《高考之后,放虎归山》。

“前些天,我还在碛口朗诵过其中的一个片段,因为这是我至关重要的旅程,也可以说,这个旅程的本身就是我电影的事件。多少年之后,我可以拍电影,有能力拍电影,用电影的方法去写作的时候,我觉得我不管写什么样的故事,我都在写那一辆开往吕梁的长途汽车,电影中的人物会换,就像窗口的这个位置,可能一会儿是一个孕妇坐在那儿,一会儿是一个奔丧的人坐在那儿,一会儿是一个上学的少年坐在那儿,具体的人在变,但是那个车厢,我始终坐在那个车厢里面,它是我离不开的一种归属,离不开的一种精神世界,它成为我。”

抢先读

贾樟柯琦君散文奖作品节选

穿越乡村的时间

我举一个例子,我非常喜欢旅行,我们可以看到旅途里面有非常多的人,如果每个人都有一件行李的话,每个人都有一件什么样的行李呢?这个行李里装的是乡村,装的是故乡,乡村和故乡是可以携带的,它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乡村,它更可能是心理意义、精神意义上的乡村,我们每一代人往上看二三代人,可能都是村里人,这种血液里的影响,带给我们观念,带给我们为人处世的方法,形成我们个体跟这个世界的关系、距离。所有这些东西,它在我们的内心深处。所以从乡村出发不仅仅是在讲乡村,而是由这个乡村原点扩散出来的整个的目前我们的精神环境。

同样是乡村经验,我的家庭里,我父亲是老师,我母亲是商场的售货员,我们家是没有土地的,但是我的姨妈,我的舅舅,我母亲那一边的亲戚都是村里的,都是农民。到麦收的时候,亲戚朋友都会去支援麦收。我记得我第一次割麦子就崩溃掉了,第一次割麦子就去了田间地头,我的表哥给了我一把镰刀,指着一望无际很漂亮的金黄的麦浪,就是诗歌里以及歌剧里经常歌颂的金色,他说:“这一片属于你,你要把它割掉。”我一下子就昏倒了,真的是挥汗如雨,非常绝望。割了很长时间,一抬头只是一个小角,面对你的还是一片金黄色。所以金黄色太充裕,也是一件糟糕的事情。

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体验里,我们能够读到不同的关于劳动的诗歌。我曾经读到过欧阳江河的一首诗,是写工人的,他说:“整个玻璃工厂是一个巨大的眼珠/劳动是其中最黑的部分。”对这种劳作的辛苦,我们小时候有一句话,农民在做什么?是在修理地球。这是多绝望的一个词,修理,里面是一个地球,所以他说,劳动是其中最黑的部分,我们在过去听习惯了对劳动的讴歌,但是他对劳动本身的这种体肤之痛,有这样清晰的描述,我是很被打动的。后来,我又看到于坚的一首诗,于坚说:“劳动使他高于地面,但工具比他更高。高举着锄头,犹如高举着劳动的旗帜。”我觉得也对,人的这种劳作生生不息,他站在地平线上去耕作的时候,我们是高于地平线的,它让我们显得高大,同样是对劳动,我觉得这两首诗都写得非常准确,因为它是事物的一体两面。

通过关于劳动的诗歌,我形成了一种多角度理解的习惯,任何一件事情有它的阴面、阳面,同样对劳动,你可以去讴歌它,它确实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类生活的基本活动,你也可以去写它的疲惫,因为它确实消耗了我们的精力,我们所讲的农业革命,就是将人困在土地上,就是这样的一个多元化的、多角度的猜想。对于一个少年来说,我觉得我可以多角度地去理解事物,它教会我认识事物的时候,不是停留在一个面,不是停留在一个点,也就是说它让我们不固执。我们一直在讲视野,一直在讲宽阔的视野,这个视野是怎么来的?所谓的视野,就是不固定在一个固执的执念里面,去认为自己的观念就是世界的法则。不认为自己所理解的世界、所看到的世界,就是全部的世界。

余华有一篇小说叫《现实一种》,这个名字非常好。现实的一种,我们每个人只身处某一种现实。但是我们读了于坚的诗再读欧阳江河的诗,或者说读了欧阳江河的诗再读于坚的诗,我们就知道现实不止一种,我们了解的仅仅只是一种,但是它不止一种,我们可以从各个角度去理解同样一个事物。

作为一个读者,在我成长的过程中,一开始写的欲望是不强的,写作本身并没有那么强烈的诉求,但是通过长时间的阅读,再加上实际的生活感受,慢慢地会有一种写作的热情,你听到别人讲述他的个体体验、生命体验的时候,也会调度出你自己的一种生命体验。你也有埋在心里面的想法,即使是一个少年,少年不识愁滋味,那也是一种惆怅,也是会有想表达的时刻,通过阅读,阅读也是最初的写作训练,我们总是从读开始的,通过阅读,到高中的时候,我开始慢慢地转到写作。

我刚才讲,我在老家写下了第一行诗,而且写作也是很轻松的事情,读写都是很轻松的事情,不是单位领导逼你写材料,你抽了两包烟写不出来,那是考验你的写作能力。文学创作它是文学能力,是一种文学的畅快,一种文学的自由。

应该是高一的时候,夏天,有一天下了大雨。汾阳很奇怪,一到夏天下午两三点,有时候会下雨,下几分钟就停了,天就放晴了,太阳就出来了。有一场雨后,孩子淘气,我们汾阳中学旁边是汾阳县教育局,我们一个班的同学就跑到教育局,爬到楼顶去了,楼顶上有一本朦胧诗选,可能是被人落下的书,被雨刚打湿。那是我第一次读朦胧诗,我打开那本朦胧诗选之后,就被里面的诗句所吸引:“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,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。”包括顾城的、舒婷的,早期的朦胧诗诗人的作品都在里面。朦胧诗的得名,就是因为公众看不懂,对于一个高一的学生来说,也看不懂,但是就觉得特别美,你会因为它的不确定性,因为它没有直白地告诉你一个道理,它带给我丰富的联想,我那时候就变成一个朦胧诗的爱好者、新诗的爱好者。我觉得对于这个小孩子来说,那时候已经是少年了。

对于一个成长青春期的孩子来说,它让我开始对不确定性感兴趣,对“一言难尽”感兴趣,这个世界很多事情,当你无法描述的时候,可能你描述它的无法描述,本身就已经接近这个事物的状态。我们过去的教育,总是黑白分明,总是一清二楚,我们在中学学语文都要划分段落,都要总结中心思想,朦胧诗是很难这样去处理的,但是它写出了当下的一个感受,新诗的产生就是因为生活变化了,生活变化需要新的语言去描写出来,这样就有了新诗。读完这些诗之后,有一天我们上课,老师没有来,当时外面刮很大的风,我们班一共二三十个男生,男孩子就聚在一起聊天,我们就说我们成立一个诗社吧,然后就成立了一个叫“沙派”的诗社,因为当时外面在刮沙尘暴,男孩子觉得风沙是很浪漫、也很硬的东西,我们就开始写诗,每个人趴在那儿写了二十多首诗,有充沛的想要表达的愿望,我们二十多个写诗的同学里面,大部分没有谈过恋爱,但是那些诗里面大部分是情诗,可见那个年纪对爱情的憧憬有多强烈,所以诗也是我们想象的生活的一种可能性。

写完这些诗之后我们就要刻蜡版,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脑,也没有打印机,我们是用那种蜡纸,拿一个铁笔,就是跟钢笔一样,前面是一个铁的尖,刻在蜡纸上油印,印出来之后装订,装订好之后发现参差不齐,又跑到汾阳的北大照相馆,那里有裁照片的刀,我们一本一本切好,我们那本诗集大概印数是六七十本,同学每人一本发下去,我们用这种方法出了两本诗集。那些诗歌的质量一塌糊涂,我连一行诗都记不住了,但是它是一个开始。我觉得对于写作来说,对于创作来说,我们的起步并不是指向于发布的,可能是指向我们的一种生理的需要——写作的冲动,它是一种生理需要。当我们一吐为快把它写出来的时候,它是一种释放,所以写作是很愉悦、很轻松的事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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